压迫中自救与互助——《无名姐妹》
今天聊聊美国电影《无名姐妹》。
片名The Janes(2022)，别名她名叫“简”。
展开剩余82%这部纪录片讲的不是超级英雄，而是一群普通女性在黑暗环境下彼此拯救。影片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芝加哥地下堕胎服务网络“珍妮热线”的真实故事。那个时候堕胎是重罪，医生做手术会被判刑，未婚女性连避孕药都要靠假戒指蒙混获取
这群女性冒着坐牢的风险，为超过1100名女性提供了安全堕胎服务。没有惊天动地的特效，没有刻意煽情的配乐，但每一个镜头都关乎人命。
影片从一位名叫多丽·巴伦的女性平静地讲述她的经历开始。
那是1960年代初，她独自走进一家汽车旅馆，三个男人冷冰冰地对她说：“钱呢？躺下，照我说的做。”事后她被丢在房间里大量出血，差点丧命。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比比皆是。
芝加哥一家医院甚至专门设有“败血症堕胎病房”，每天接收因非法堕胎而生命垂危的女性，每周都有人死亡。
就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中，“珍妮热线”悄然诞生。就像小红书上东大西大网友对账的梗图里，同样是衣架子，在东方和西方都被用来打孩子。
最初只是海瑟·布斯帮助一位被强奸的朋友寻找堕胎渠道。后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，她意识到这不再是个人困境，而是系统性压迫。
于是她召集了十多位女性，开始有组织地提供地下堕胎服务。她们在报纸上刊登小广告：“怀孕了？需要帮助？打珍妮热线。”就这样这个化名成了无数女性的救命稻草。
影片最打动人的是这些女性回忆往事时的神态。如今她们都已年过花甲，但说起当年，眼睛里依然闪着光。
朱迪丝·阿尔卡纳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锈迹斑斑的堕胎器械。玛丽·利纳谈到她们如何用代码沟通，“前站”是等候室，“地点”是手术场所。黛安·史蒂文斯笑着回忆她们如何戏弄警察，把医疗器械从窗户扔出去。
她们的语气里没有悲情，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坦然与骄傲。
这些女性大多来自中产家庭，本是教师、学生、家庭主妇。但她们选择成为“罪犯”，因为“当法律不尊重女性时，我们也有义务不尊重这样的法律”。这句话在影片中轻轻带过，却重如千钧。
那个自称“迈克”的堕胎师在采访中坦承，他原本是建筑工人，转行是因为“这行赚得更多”。
当他被发现不是专业医生时，珍妮成员没有惊慌，反而向他学习技术，最终自己掌握了堕胎技能。
导演运用档案影像，将个人记忆与时代背景交织。
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芝加哥街头，留长发的抗议者高举反战标语，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，女性穿着迷你裙在游行队伍中呐喊。
珍妮集体不是孤立产生的，而是民权运动、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混合产物。
在当时的父权社会，这些女性最初也参与左翼运动，却发现在那些男性同伴眼中，她们只是端咖啡的角色。于是她们转向彼此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革命。
1972年5月，警方终于突袭了珍妮的一个据点，七名成员被捕。
但珍妮热线许多客户本身就是警察的妻女或情人，所以警方一直睁只眼闭只眼。为她们辩护的女律师乔-安妮·沃尔夫森采用拖延策略，等到1973年罗诉韦德案胜诉，所有指控自动撤销，她们才免于 110 年监禁。当胜诉消息传来，这些女性相拥而泣，以为战斗结束了。
她们没想到，2022 年 6 月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，20多个州重启堕胎禁令，历史真的退回到了影片里的年代。当年珍妮热线成员们用风险换来的权利，不到 50 年就被收回。
如果需要，新一代的珍妮将会出现。
在最黑暗的时代，普通人也能成为彼此的光。当系统失效时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是最后的救赎。
影片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英雄主义，只有女性帮女性的简单故事。
如今在牢美某些州，堕胎再次成为重罪。如果法律不保护女性，女性该如何保护自己？五十年前的人给出了一个答案，那就是团结。权利从来不是恩赐，而是团结争取来的。
女性互助争权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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